知网查重样例–多元利益群体的养老福利竞赛

知网查重样例--多元利益群体的养老福利竞赛

本节首先基于对在岗职工和退休者的访谈信息及行为经济学实验结果，展示受访者和被试者对养老体系公平性的主观评价。其次，根据我们近10年来的调研积累，说明不同类型的就业和退休群体对多轨制养老安排的现实反应。

国外行为经济学研究者有关公平分配的实验结果表明，持有分配权的人在信息不并缺少监督的条件下，只会做出利于自己的分配，而且具有以自我为中心的公平感。被动接受分配的人，无论得到的数量多少，一旦知晓自己与别人的所得差距，其愤怒便指向分配者(Murnighan，2008)。这种情形，我们在社保调查中也已观察到，并进一步通过试验了解就业者对国内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态度。结果发现，来自国企转制工厂的被试者对改革前退休制度的评价，高于当前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而非国企职工则不然。

原国企职工对其所做的制度评价有如下解释:，以前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人相比收入差距不大。第二，以前养老不需要个人提前缴费，现在缴费压力重。第三，目前物价太高，保险的作用不足。第四，医疗开支大，医保规定的报销比例不高，需要自掏腰包的医药费使得养老金不够花。由此看来，他们评价养老保障制度的参照系是多维的。既有纵向的新旧制度比较，又有对其他职业群体状况的横向观察，还有对缴费责任、给付水平、物价变动以及医疗和养老保险相互补充以平滑生命周期消费的掂量。事实上，不同职业群体对养老制度安排做出的反应，也是对制度加以多因素权衡评估的结果。

首先，公务员和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编制内人员无缴费义务，退休金根据其工龄和在职期间的高工资按比率由财政发放。这种制度安排的通俗说法为“工资打折”，工龄35年以上的人员退休时得到的“打折率”至少达90%。此外还可获得相当于岗位津补贴70%—80%的退休补贴。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群体的等级制医疗待遇及其他福利延伸到了他们的退休时代。③尽管其整体待遇高于其他老龄人口并因此激发社会不满，由等级制待遇差异引起的群体内部矛盾和逐利行为也同样日趋严重。我们注意到，多数情况下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人员参加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不过他们的退休金给付水平并未与缴费挂钩而是与档案工资挂钩，因此既领取养老金又领取津贴和补贴。在试行双轨制并轨的城市，制定的试点规则也没有消除双轨制。而是对公务员按照低缴费基数征收养老保险费，实际给付标准则参照原有退休制度的“打折工资”水平，由财政弥补原制度退休金和养老保险给付水平的差额。这样做的结果，是在企业职工中造成更大的不满。一些受访员工认为，公务员参保缴费低却待遇高，侵占了其他参保者的权益。

其次，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从业人员不但要承担缴费义务，而且还面临与个人账户资金运营相关的市场风险。虽然其养老金水平在近9年里连年提高，但这一群体所得养老金的平均替代率大约不足机关事业单位的一半(45%左右)。④近年来，从企业退休的军队转业干部相互联络，以同期进入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军队转业者为参照，要求政府补贴养老金差额。这种利益诉求在各地相继得以满足，结果对不同群体之间的福利竞赛直接产生了示范效应。政府逐一回应利益相关群体讨价还价的方式，非但没有缓解福利攀比，反而犹如推倒了多米诺骨牌，激励更多的群体和个人投入索求特殊待遇的竞赛。以至于养老基金的积累规则未变但支出制度却被接踵而来的例外安排打破，保险制度的财务可持续程度及参保人口的代际公平性都明显削弱。

再其次，在初建的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下，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即使不曾缴费或未满足低缴费年限，也可以领取中央和地方财政拨付的基础养老金。虽然这纯属新增社会福利，但这类制度覆盖的女性居民比照城镇企业女职工的退休年龄(50岁或55岁)，要求缩短其养老金领取年龄。无非是她们的话语权弱小，发出的声音难以传递到媒体和公众。特别是，农村大多数体力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青年群体已进城就业，为了留守家乡的父母乃至祖父母获得基础养老金领取资格，有的迁移工人按照新农保中的低缴费额(每年100元)回乡参保，达到目的之后不再缴费;有的打算接近60岁时再选择较高的缴费档次实行一次性趸交。还有在城镇微小企业工作或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村迁移劳动者，至今仍游离于城乡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之外，倾向于到40岁或45岁时再参保，以满足养老金领取资格必备的低参保年限。

在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迁移劳动者当中，那些不可能达到15年缴费年限的人(例如企业中的中年重体力劳动者和一线女工)，往往因流动性高而缺失就业和缴费记录，其参保以前的工龄也未像军龄那样计入养老金给付。实际上，他们参保缴费的作用更多地体现为缓解老工业城市当前的支付困境①，却无助于减少自己未来的老年贫穷。这无疑削弱了迁移工人的参保意愿，导致他们与企业一起设法规避或减轻缴费义务。劳务派遣公司和微型企业承接规模企业外包合同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为这种合谋的实现提供了便利。

总之，多轨制使得基于部门、行业、职业、年龄和性别差异而形成的相关群体缺少利益一致的连结点。筹资中的城乡和行政区域分割，又进一步加深了多元利益相关群体的分化。一个地区的养老待遇因不同群体的福利竞赛而提高，相邻地区随即效仿跟进。至于养老保险的财务是否可持续，福利竞赛对就业市场和经济增长有何影响，绝大多数利益相关者并不深以为意。他们既对关系到自身的养老制度安排缺少认同，又对整个养老体系的公平性充满质疑。因此，多轨制养老安排的整合不仅关系到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而且对凝聚和稳定社会同样重要。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