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投资者与公司代理问题–万方论文查重样例

2018-01-21 作者:小编

机构投资者与公司代理问题--万方论文查重样例,Berle和Means(1932)在《现代企业与私有产权》一书中指出,在分散的产权结构下,企业控制权落入管理者手中,而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冲突时有发生,管理者会牺牲股东利益为自己谋取私利,这是早的关于公司类代理问题的阐述。

Jensen和Meckling(1976)系统分析了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利益冲突、管理者对股东的利益掠夺,但却忽视了股权集中条件下另外一种代理问题———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代理问题。学者们发现,除英美等少数国家外,上大部分国家(如西欧、日本、东南亚、中国等)的上市公司股权相对集中。在这些国家,控股股东不仅无助于监督公司管理层,甚至还常常采用各种手段掠夺中小股东,使公司治理趋于恶化。大股东会利用手中的控制权转移公司资源、谋取私利,损害其他股东权益(Shleifer和Vishny,1997;Claessens等,2002)。因此,控股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所引发的第二类代理问题———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可能更为严重。我国上市公司大多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一方面,国有产权主体的虚拟化,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十分严重;另一方面,即便是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局面仍将存在。

这就决定了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两类代理问题都十分突出。从其表象来看,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天价薪酬”一直饱受诟病(陈艳,2008),高管薪酬与业绩的关系存在粘性(方军雄,2008),高管权力越大,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越大(卢锐,2007)。高管代理问题的另一种表现是在职消费,如专机或专车、乡村俱乐部会员资格以及豪华办公室等(李艳丽等,2012),但这并不是高管履职所必须配备的条件。种种迹象表明,在我国,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也十分严重,大股东会利用手中的控制权优势,通过各种直接与间接的方式(即“隧道”行为),如关联交易、担保贷款、利益输送、恶意分红、资金占用等,从上市公司转移资源,从而造成对中小股东的侵害(吴红军、吴世农,2009)。

近年来,我国机构投资者愈加倾向于扮演“积极股东”的角色,主动干预公司决策。在招商银行2003年“可转债风波”中,多家基金联手迫使招行董事会修订再融资方案,以满足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诉求;2012年重庆啤酒“乙肝疫苗神话”覆灭后,基金提出“罢免董事长”议案。我国监管部门也对机构投资者寄予厚望,2006年证监会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11条规定:“机构投资者应在公司董事选任、经营者激励与监督、重大事项决策等方面发挥作用。”

随着“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战略”的推进,我国资本市场已形成证券投资基金、券商、社保基金、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信托和企业年金在内的各类机构投资者共存的局面。与此同时,机构投资者持股规模也飞速增长。因而,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多元化的机构投资者有足够的能力与动力对上市公司实施监督。可以预期,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的两类代理问题都会产生重要影响。Boyd与Smith(1996)指出,机构投资者介入是更为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这种机制不仅可以制衡大股东,而且可以克服小股东“搭便车”行为。国内也有文献表明,机构投资者介入可以影响代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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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松连和袁春生(2010)指出,相比于个人投资者,机构有信息获取、信息处理、专业知识方面的优势,能够有效监督上市公司高管和控股股东。李维安等(2008)分析认为,机构投资者降低了代理成本,机构投资者的付出得到了回报。王琨和肖星(2005)实证分析认为,机构投资者持股的上市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显著低于其他公司。综合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国内现有文献已经涉及到机构投资者对于高管、控股股东制衡作用的研究,并且少数文献提供了初步的经验证据,但鲜有文献提供关于机构投资者可以缓解高管-股东、大股东-中小股东两类代理成本的直接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在我国,机构投资者介入对上市公司两类代理问题都能产生抑制作用。

,不论是上市公司高管的“逆向选择”行为,还是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都有损于“股东价值大化”,理性的机构股东出于捍卫自身利益的考虑,不会“坐视不管”。

第二,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形成多元化的机构投资者格局,机构持股规模大大增加,这决定了机构股东“搭便车”的成本是高昂的,他们有缓解高管、控股股东双重代理成本的“内在激励”。其三,机构股东更加理性、专业,持股规模赋予他们更强的公司决策“谈判权”,因此机构股东有能力对高管、控股股东代理问题实施监督。其四,根据“效率监督假说”,机构股东对公司高管、控股股东代理成本的抑制,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1。H1:我国的机构投资者可以缓解上市公司两类代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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