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传染病的多发期，本文依据《明史·五行志》、《明实录》和《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其它相关文献，探讨明代中后期传染病的一些基本情况。明代中后期的传染病主要有疹伤寒、痢疾、伤寒、疟疾、鼠疫这几种，在分析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本文对明代中后期的传染病流行的时间特点和空间特点做了探讨，分别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两方面探讨疫灾形成的原因。此外，本文还讨论了疫灾流行对明代中后期的人口、粮价以及政治诸方面的影响。后，本文分别从医学界、官府和民间这三方面入手，探讨明代中后期社会各界对于传染病的应对机制，并指出其相互关系。
关键词 明代中后期；疫疾；成因；影响；应对机制
肇庆学院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林泽 指导老师：刘利平
一、 绪论
（一）选题原因及意义
近年来，随着欧美的史学方法在国内逐步得到推广，疾病史和医疗史在史学界逐渐兴起，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有利于国内史学界的繁荣。然而，国内史学界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只是刚刚起步，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程要走。长期以来，疾病史和医疗史一直是医学界的研究领域，偏重于对疫疾机理的研究，近年来几位学者（主要是曹树基、李玉尚等）的研究角度也不尽相同，但却偏重于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来研究。但是，既然要把它作为一个史学领域来研究，就应该坚持历史本位，从这一点来出发，进行相关的研究。
作为一个新兴领域，无疑它具有潜在的生命力。历史不仅仅要关注重大事件与历史进程，同时也应该关注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尽管研究疾病史和医疗史无法像医疗技术一样，给人消除病痛，但是推动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仍是有必要的，历史应该赋予更多的人文关怀，从这一方面讲，仍是有意义的。
（二）研究现状
长期以来，国内史学界对于文献记载的疫灾缺乏研究。尽管早在20世纪初，陈垣、陈寅恪等史学大家就已经涉足医学史的探讨[1]，但在此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史学界对于医学史和医疗史的研究仍然是一片空白。其主要原因是其涉及诸多医学上的知识，尤其是大量的中医知识，而这些东西对于缺乏专门的医学训练和素养的历史学家来说，无疑会令他们望而却步。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医学史是作为医学的医学史而非史学的医学史。
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西方的史学理论开始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医疗史和疾病史的研究也逐渐兴起。在这方面，台湾有名明清史专家梁其姿首先取得突破性的成就。1987年，梁其姿在中国史学界首先推出两篇疾病医疗社会史方面的论文：《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和《明清医疗组织：长江下游地区国家和民间的医疗机构》[2]。梁教授长期从事明清慈善、救济事业这样与医药救疗密切相关课题的研究，同时又是留法博士，深受法国年鉴学派学术理念的影响，这两方面的因素的结合起来，使她成了中国史学界位真正涉足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先行者。
与梁其姿不同，曹树基似乎是在无意中涉足这个领域的。曹树基长期从事明清至民国的人口研究，经常大量接触和人口相关的材料，自然不免接触到与传染病相关的文献记载。1997年，曹树基发表了《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3]。在这篇文章中，曹树基一反以往有关中国历史的研究，开始把人也是生物圈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为此，曹树基考察分析了万历、崇祯年间山西、河北、河南三省鼠疫两次大流行及其生态背景和社会环境，并提出不少新论。
继曹树基后，余新忠也投入了这个领域的研究。与曹树基的研究不同，余新忠更多的是把医疗现象纳入社会史的框架中来研究。2003年，他出版了《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4]，以清代江南地区为时空断限，把瘟疫的传播视为一种社会表现形式而非仅仅是医学关注的疾病现象，把抵抗瘟疫的过程与官府、地方精英及底层民众的反应策略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十分细腻地展示出江南杜会变迁的另一幅图景。杨念群盛赞这本书“本书的出版预示着中国医疗史将从边缘性的专门化研究步向多学科交叉互动的新境界。”[5]
国内虽然兴起了对医疗史的研究，但是并未见取得了多大的突破性进展，相反，海外的史学界却对着一问题颇感兴趣，如日本的青山学院大学文学部的教授饭岛涉，美国的麦克尼尔等等，先后对这个领域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和著作[6]。但是海外的史学界对于中国的古代汉语并不熟识，在研究相关的文献中，容易发生错误。尽管如此，海内外的史学界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的推动了这个领域的发展。
（三）史料与方法
受到“天人感应”观念的影响，自汉代以来，历代史书都有疫疾流行的记载，明清时期尤为多，主要集中在两代《五行志》、《实录》、《古今图书集成》及地方志的《灾异》或《灾祥》之中，另外，还可散见于历代医家的著作以及文人的笔记、文集。
笔者搜集的资料以《五行志》、《明实录》和《古今图书集成》为主，凡史籍中出现“疾”或“疫”的字眼，均搜集起来，后仔细考辩，取其有力者为据，结合新研究成果，拟就对明朝中后期的疫疾流行作出粗略描述，将其大致情况呈现出来。
二、疫灾简况
现代医学认为瘟疫是指有病菌引起的、人和牲畜所感染的流行性急性传染病，在古代文献称作“瘟瘴”、“疫疠”、“疫病”、“大疫”等。实际上，瘟疫只是一个泛称，它包括痢疾、伤寒、疟疾、鼠疫，等等。由瘟疫所引起的灾害，被称为“疫灾”。疫灾在明清两朝经常爆发，而明朝中后期则尤为明显。概括来讲，其流行情况大致如下：
（一）明代中后期传染病的主要种类
明代传染病繁多，以斑疹伤寒、痢疾、伤寒、疟疾、鼠疫这几种为流行。其中，斑疹伤寒带有有明显的季节性，一般发生在冬春季节，夏季消失。对于这些传染病，各地的医者对其病理不明，并未意识到是病菌传播所导致的，而认为是温热与时气所导致的，史载明末江浙、直隶、山东等地各有疫疾流行，医者以通用医疗伤寒的理论遍治不愈。对于传染病的防治，一直等到近代才出现较为有效的手段将其控制。概括来说，明代的传染病主要有以下几种：
关于痢疾，明代的张介宾对其有详细的描述：“痢疾即经所谓肠澼，古今方书因其闭滞下利，故又称为滞下，其所下者，或赤或白，或脓或血，有痛者，有不痛者，有里急后重者，有呕吐者，有呕恶胀满者，有噤口不食者，有寒热往来者，态度多端。[7]”足知明代对痢疾已有相当全面的认识。痢疾的多发期为夏秋季，与饮食卫生、居住生活环境卫生有很大的关系，在明代城镇中多有发生。谢肇淛在《五杂俎》(卷二)中提到：“京师住宅福窄无余地，市上又多粪秽”，各地之人，“繁嚣杂处”，“故疟、痢、瘟疫，相仍不绝”[8]。
鼠疫在明代并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据曹树基的研究，在明代中后期，鼠疫曾一度流行。曹树基结合现代医学，并根据相关地方志文献的记载，认为所谓的“疙瘩瘟”和“大头瘟”就是鼠疫[9]。对此，明代吴有性在《瘟疫论》中也有相关记载：“或为斑疹，或为疮疥疗肿，或时众人目赤肿痛，或时众人呕血暴亡。俗名瓜酿瘟、探头瘟是也；或时众痪疾，俗名疙瘩瘟是也。[10]”
现代医书对于鼠疫的临床表现的描述如下：“腺鼠疫为常见，……病初即有淋巴结肿大且发展迅速，淋巴结及其周围组织显著红肿热痛，……1周后淋巴结很快化脓、破溃，常可发展为败血症或肺鼠疫。……败血症型鼠疫亦称鼠疫败血症。……继发性者病初有肺鼠疫或腺鼠疫的相应表现而病情进一步加重。主要表现为高热寒战、谵妄或昏迷，进而发生感染性休克、DIC及广泛皮肤出血和坏死等。肺鼠疫与败血症鼠疫因发给和皮肤出血坏死，死亡后皮肤呈黑色，故有‘黑死病’之称。[11]”
鼠疫中典型的腺鼠疫，就是以全身淋巴结肿大为主，毒血败血症而死，所谓“疙瘩”、“瘦”均是淋巴肿大的明证，疙瘩瘟可以肯定就是腺鼠疫。虽然鼠疫在明代是否流行仍有许多学者提出质疑，但对比一下现代的医著与文献的相关记载，其临床表现大体相同。可以确定，鼠疫在明代中后期确实发生过。
疟疾之名始见于先秦典籍，《礼记·月令》已有“寒热不节，民多疟疾”之说。明清时期江南称为疟，江西称为瘴。明代中后期的许多医家都有相关的描述。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张介宾的《景岳全书》中都记载了大量治疗疟疾的药方。光绪《吉安府志》卷五十三：“嘉靖四十年秋，永宁瘴作，疫死千人。[12]”万历时期在东南地区有过大范围的流行。万历五年（1577）江西的永新，永宁，福安等地出现大范围的流传，造成永宁、福宁“死者无算”，永新“死者不可胜纪”的严重后果[13]。三十一年又流行于浙江的嘉兴地区，包括嘉兴，秀水，桐乡等县，这次疟疾在嘉兴地区的流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疟疾盛行，腹肿则死”[14]。足见这一时期疟疾的流行。
（二）疫疾流行概况及主要特点
1、时间分布特点
从《五行志》、《古今图书集成》和《明实录》的主要记录来看，嘉靖至崇祯这段时期共122年，而其中有确切记载疫灾流行的年份共有61年，受灾年份占50%(详见附表)。若以受灾年份有61年计，那么其受灾年份的周期变化则为122/61=2（年/年），就是说平均每2年就有一个年份会发生疫灾；而在这122年中间，有确切记载的疫灾有91次，若以这个数字来算，其受灾次数周期变化为122/91=1.34（年/次），就是说平均1.34年就会发生一次疫灾，足见明代中后期疫灾之频繁。
若是我们对文献的记载内容再深入考察，在将其和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相关记载相对比，可以从中发现一个特点：明代后期的记载，并不像前期的记载那样明确，很少有出现具体的数字，且频繁出现“大疫”的字眼。在62个年份的记载中，被冠以“大疫”的记载的年份就有55个年份之多，足见明代中后期疫灾的灾情在不断加重。
我们再根据文献的记载，仔细考察了各个时期不同季节的流行病传播情况，得出了下表：
表1 明代中后期疫病流行季节分布表
嘉靖 隆庆 万历 泰昌 天启 崇祯 总计
春（正月——三月） 6 — 3 — — 3 12
夏（四月——六月 3 — 5 — — 2 10
秋（七月——九月） 4 — 2 — 2 8
冬（十月——十二月） 2 1 3
说明：此表据《明史·五行志》、《古今图书集成》和《明实录》集其他资料检索出来的相关资料制成。此处春、夏、秋、冬之分法，依据中国传统农历分法。检索出来的资料若无确切月份记载的，一概不计，只计有确切月份和季节的记载。部分疫灾持续时间较长，出现跨季节情况，则分别列入相应的季节。此表仅反映出明代中后期疫灾流行的部分状况，不能代表全部。
在明代中后期的疫情中，有明确记载流行的季节和或月份的有33次，其中：春季12次，占36.36%；夏季10次，占30.3%；秋季8次，占24.24%；冬季3次，占9.09%。春夏两季合占66.67%。另外有1次是秋冬两季，1次秋冬春，1次春夏秋。从上表的数据可以看出，在这122年间，流行病爆发的季节以春季多，夏季次之，冬季少。由此可知，流行病的多发季节多为春夏两季。这主要还是与春夏两季的气候有关。
2、空间分布特点
从嘉靖至崇祯，若以当时的行政区划（15个省级单位）来统计，则在明代中后期，疫灾几乎在么一个省份都发生过，其中，疫灾爆发次数多的省份是山西，共有20次；其次是北京，有13次；再次是湖广，有11次；浙江9次；福建、云南均为7次。（见表3）
表2 明代传染病的空间分布表（1522——1644年）
地区 省份 次数 总计
华北地区 山西 20 52
京师 13
山东 8
陕西 6
河南 5
江淮及东南地区 湖广 11 32
浙江 9
福建 7
南京 3
江西 2
西南地区 云南 7 16
贵州 5
四川 2
广西 2
说明：此表依据《明史·五行志》、《古今图书集成》和《明实录》集其他资料检索出来的相关资料制成。其中，为了便于理解，“华北地区”、“江淮及东南地区”、“西南地区”三个均为现代地理学概念，而省份一项，则依据明代行政区划。关于统计次数，若一年之内一省数地同时爆发疫灾，或是一年一省爆发两次以上，均作一次计。此表仅反映出明代中后期疫灾流行的部分状况，不能代表全部。
若拿洪武至正德时期的相关文献记载相比较，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关于从前期的记载来看，1368——1521年疫灾流行的空间分布，几乎全部都集中在东南沿海和江淮一带，而且主要集中在江浙、湖广一带，虽然波及数省，但相对明朝的疆域而言，还是相对集中于某一区域的。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尤其是在嘉靖、万历时期，传染病的流行区域有不断扩大之势，而且疫情在不断地加重。万历十四至十七年(1586-1589年)，瘟疫波及黄河、长江流域，其中又以万历十六年(1588年)剧，受害区域包括13省，92个县。至崇祯十二至十七年(1639-1644年)又见大疫，崇祯十四年(1641年)受害地区有10省79个县[15]。从山东鱼台至河南南阳，饥疫死者“尸积水涯，河为不流”[16]，足见其流行之广，危害之大。
从表中的统计结果来看空间区域的分布，则明朝中后期传染病主要肆虐于华北地区。从南北分布来看，除开西南地区，华北地区有52次，而江淮及东南地区有32次，北方明显多于南方。另外，依据疫情爆发情况来看，可以看出疫灾的爆发地区是相当集中地，北方主要集中在山西—京师一带，而南方主要集中在湖广—浙江一带，即江淮地区。
另外，关于疫灾的记载，主要是东部地区的，而对于边远地区历史大疫记录少。西藏、新疆、青海、蒙古、东北地区均无相关的记载。若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来计算，这9个省、自治区陆地面积达544万千米，约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60.04 %，而关于大疫的记载则几乎等于0。我们再看一下相关的数据，除广东外（广东并无相关的记载），爆发过疫灾的沿海省份有山东、浙江、福建、南京（南直隶）4个，而剩下的则几乎都是内陆省份，共占到10个。若以发生的次数而言，沿海省份在这段时期内共发生了27次，约占43.5%；而内陆省份共发生过35次，约占总数的56.5%。在明朝中后期，明显内陆省份爆发的次数要多于东部沿海地区。依据相关的文献记载，明朝前期疫灾主要发生在东南沿海一带，但是到了后期，这种情况明显发生了变化，随时间的推移，疫灾的爆发区明显发生了转移，有东南沿海往内陆腹地转移。据此，我们可以看出明代中后期疫灾的另一个特点是较为集中在内陆地区，而沿海地区较少。
三、疫灾成因初探
（一）自然因素
自然条件是灾疫不断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在科学技术落后，生产力低下的时代，自然条件的支配力量就更加显著。大体而言，自然条件影响灾疫发生主要表现在气候变迁、地理环境、生态条件等方面。
1、气候变迁
气候为自然条件之一。它的变动对旱灾、水灾、虫灾等自然灾害的发生有着重要的影响。
旱灾。旱灾的形成主要是由于降雨量的不适宜和分布不均造成的，它对传染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华北地区。华北地区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处于内陆地区，降水量较少，旱灾频繁发生。从万历到崇祯帝的半个多世纪内，中国多次发生全局性的特大旱灾以及更多次数的大旱灾，仅崇祯帝年问.华北地区旱灾的年份大约占到崇祯时期全部年份的50 % 。旱灾带来的结果是收成锐减，物价腾贵，饥荒出现，导致人口大量死亡或流徙。人畜死亡小仅能够引发疫情，流民的迁移则把疫病带往其他地区，致使疫情小断扩大。《明实录·神宗实录》卷576就有关于“继以旱疫”的记载，崇祯十五年的一场大疫，“后饥疫死者十二三”[17]。类似记载在史籍和地方文献的记载中比比皆是，足以说明旱灾会引发瘟疫。
水灾。水灾对瘟疫流行的影响，典型的就是东南地区和江淮地区。众所周知，雨量过多则形成水灾。水灾造成的后果和旱灾一样，都会造成收成锐减和大饥荒。而且，在水灾泛滥的地区，还会造成大量的污秽堆积，卫生状况会急剧下降，导致细菌等微生物会大量繁殖，“一值久雨初晴，湿热交蒸，酿而为毒，饥民肠胃虚空，一触其气，立成疫疾”[18]。此外，东南地区同华北相比，人口密度更高，灾民聚集一地，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容易导致疫灾的大爆发。由水灾引发的疫病不仅是大量人口死亡，而且导致了人口流动，而在人口的流动过程中，则加快了瘟疫的传播，扩大了传染病的流行区域，造成更多的人口死亡。《玉堂丛话》就记载到 “大水之后，疫，至人相食”的惨状[19]。
虫灾。虫灾也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而蝗灾则是虫灾中常见和后果严重的灾害之一。蝗蛹螟好的产生与气候有着密切的关系。蝗卵幼虫的发育成长在高温下非常迅速。因而在酷热的夏季，如果雨量减少，持续高温，则很有可能诱发蝗灾。蝗灾不一定直接导致瘟疫，但却是诱发因素，蝗灾之后，粮食缺乏，流民，饥民成群，生存条件恶化，就有可能引发瘟疫。这一点可以从相关的文献中得到证明。如张丽芬在她的一篇文章中所列举的例子：嘉靖七年“安丘戊子春大蝗饥”，四十年“密云怀柔大旱，蝗蝻”，结果这两年上述地区都发生了严重的瘟疫[20]。
无论是水灾，旱灾或是虫灾都有可能引发瘟疫，“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即是说各种灾害之问有着相互联系，旱灾、水灾和蝗灾之后会爆发疫灾，水旱蝗灾害所引发的饥荒还会使人的免疫力下降，加快疫病的传播。这在灾难史上称为灾难继发性特征，即一种灾难往往可能诱发一种或数种其它灾难的发生，而且继发灾难所造成的危害有时甚至大大超过始发灾，从而呈现放大效应。
2、生态条件
以往学者，尤其是医学工作者在研究传染病的传播的时候，比较注重公共卫生环境，而容易忽视自然生态条件。生态条件对疫灾的爆发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潜在的、间接的。曹树基在研究1580——1644年的鼠疫流行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点问题，他结合自己多年来的人口研究，认为华北地区的数以流行与人口的迁移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有很大关系[21]。自明清以来，山西长城口外地区的自然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随着汉人的大量迁入，大片牧场垦辟为农田，农牧分界线渐次北移。大批的汉人迁入是在嘉靖十二、三年(1533-1534年)，大同边卫发生变乱，残余的党羽逃往塞外，投靠蒙古俺答。这批汉人叛民不仅从事军事方面的活动，而且在蒙古地面从事建筑和农耕，并大肆招徕汉族逃民，在蒙古地面专事农业生产，导致山陕长城边外地区的农业人口迅速增加。由于人口不断迁入，促使土地的开垦。明清时期则是黄土高原森林植被受到全面毁坏的时期，其原因仍是土地开垦、建筑用才和马匹畜牧。森林植被的严重破坏引起了生态的巨大变化，失去了森林植被的保护，黄土高原上的地表土经风蚀、水蚀，每年以惊人的数字流向黄河，流向东海。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了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发生，为瘟疫的发生提供了潜在的条件。
（二）社会因素
自然条件虽是导致灾疫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是的因素。气候变迁和地理环境虽然能够导致灾害的发生，但后能够造成严重灾害的，根本的原因则是人为的社会因素。自然条件只是外部条件，只有通过社会的内在条件才能对社会发生影响。
1、饥荒
明代华北地区爆发的流行病变许多是饥荒所致。原因首先在于引发饥荒的水旱灾害频率高，范围广，程度深。明朝276年中水灾196次，旱灾174次，平均每一年多就各发生一次，有时甚至同时发生，几乎达到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局面，因而饥荒频繁发生，继而导致瘟疫的高发率，形成了“水旱灾-饥荒-瘟疫”的恶性循环。如，嘉靖三十七年，贵州地区“大饥，大疫，有阖门死者”[22]，类似情况史籍记载不胜枚举。旱灾之年，由于食物的匮乏，也使人类个体的体质下降，抵抗疾病的能力随之下降，加上灾年外出觅食人口的流动，卫生状况的恶化，都会导致传染病流行范围的扩大和流行强度的增加。
2、战争
战争对瘟疫的传播有推动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次战争下来，少则成百上千，多则上万人暴尸荒野，这些尸体不仅对环境有着极大的破坏作用，而且一旦不能及时掩埋和清理，很容易为病毒孽生，瘟疫盛行提供条件。所以老子曾说“大兵之后必有大疫”即是对战争诱发疫病灾难现象的总结。明代中后期，政治腐败，社会更加黑暗，各种灾荒连续发生，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终于爆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大起义爆发于陕西，历时近20年，转战大半个中国。战乱多次诱发瘟疫。如，崇祯六年夏，山西高平“先是壬申岁，流寇蹂境几二年，四乡居民避寇入城，徽屋而寓，至有异姓同居者。越岁，疫死甚众。”[23]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起义军围开封。史载这一年九月，守城将领和李自成互相引水灌城。时值大雨，河水泛滥，据相关研究，起义军死万余人，城外百姓死10余万[24]。城内被围时，有人口百余万，因被官兵淫掠，饥疫而死者十二三。及河水人城，除少数贵官及护卫万余人乘船逃走外，其余余部葬身水中。这一年的开封府“城中百万户皆没”[25]。
3、公共卫生
在整个明朝，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整个公共卫生系统都显得极不合理。公共卫生环境与传染病的疫源地有很大关系，而公共卫生环境差既可能为区域内的传染病提供大流行的条件，又可能为某些病原生物的宿主提供迁移的动力，造成传染病的流行。这方面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北京了。在收集到的有关京师地区20条传染病资料中，发生在北京城的就有10条，嘉靖三十三年(1555年)，“都城内外大疫”，“死者塞道”[26]，四十二年(1563年)，北京再次发生大疫；两年后，京师又“饥且疫”[27]；万历十年(1582年)、十五年(1587年)，北京两度发生疫灾；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发生瘟疫；崇祯五年(1632年)、十六年(1643年)，大疫。北京作为京城，是外来人口多、饥民难民聚集之地，每遇荒年饥岁，各地乞讨之人，齐聚京师，不可胜计。一时之间涌入大量外来人口，公共设施未能满足突然激增的人口数量的要求，加之北京城中公共卫生设施极差，几乎没有厕所，大便“则停沟中，侯春而后发之，暴日中，其秽气不可近人，暴触之辄病”，“又多蝇纳，每至炎暑，几不聊生，稍霖雨，既有浸灌之患，故疟痢瘟疫，相仍不绝。”[28]传染病的发生势所难免。
由上述可知，传染病的发生，并不单单是微生物细菌在起作用，而是诸多的因素一起作用的结果。综观每次疫情的发生，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并没有截然分开。一场瘟疫的爆发与流行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瘟疫与水、旱、虫灾以及饥荒、战乱等的同时发生.往往又加重了灾难的深度，形成恶性循环。尤其是在明朝中后期，连绵不断的灾荒和瘟疫严重打击了明土朝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而且直接导致了社会动乱和农民起义，这一切都在推动瘟疫的流行。
四、疫疾流行的影响
疫疾流行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直接的莫过于短时期人口的大量丧失或社会生产的破坏等。遗憾的是，有关文献对疫疾的记载，过于简略，无法作深入探讨。直到近代报纸出现后，才有叫详细的记载。但是我们仍能从中看出大致轮廓，结合相关史料，疫疾对明代中后期社会的影响大致如下：
（一）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迁徙
在中国历史上，影响人口大量减少和大规模迁徙的因素有很多，战争和灾害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两种。相对而言，战争是短期性影响因素，而灾害则是较为长期性的因素，在灾害中，又以疫灾尤甚。在明朝中后期的史籍记载大多是用用描述性的语言，如“死者无算”、“死者甚众”、“死者遍野”、“死者相望”、“死者无数、“死者枕藉”等，由于资料所限，恐怕难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口死亡，但现代学者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情况。据曹树基先生统计，万历八年至十六年间，北直隶、山西、陕西、河南“四省死于灾荒和鼠疫的人口合计约为700万人”[29]。而这一数字“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4%。以4‰的年平均增长率计，要有10年时间才能恢复。晋、冀、豫三省人口大约损失了20%。大灾之后人口可能出现补偿性增长，以10‰的年平均增长率计，需要18年的时间才能弥补这一损失。”[30]曹树基的研究仅仅只是代表部分地区的情况，如果把地缘扩展到整个明代疆域，数字远远不止于此。人口损失如此巨大，势必对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疫疾流行除了导致大量人口的减少之外，还促使人口的地域流动。如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31]。从这一记载中可见，兴县发生疫灾，这种疫疾会朝发夕死，百姓处于对死亡的恐惧，纷纷逃离疫区，此即可视为一种为人口的流动。人民逃亡，田地抛荒，生产很难正常进行，不仅严重影响国家税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社会安定秩序。
必须指出的是，不同时期的瘟疫对社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在战争时期或灾荒时期，瘟疫流行可能造成更多的人口伤亡。夏明方在研究灾荒史时也认为：“在整个灾荒期间死亡的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有并发的疾疫大流行造成的。”[32]夏先生所言，在明代史籍上也多有记载。如崇祯十五年李自成围攻开封时，官兵和农民军互相灌水，造成了疾疫流行，所以人口损失惨重。据《明史》载:“城中百万户皆没，得脱者惟周王、妃、世子及抚按以下不及二万人”[33]。足见其惨烈。
（二）引起粮食涨价(表述不妥，可改为“导致粮价上涨”)
疫病造成的第二个后果，是使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被破坏，引发粮食价格大涨。在官方所修的是书上不见记载，但是在方志上却常有大疫之年，粮价腾贵的记载，例如光绪《青浦县志》卷29载：“万历十八年(1590年)，大疫，米腾贵”[34]。下面两条材料进一步说明大疫与两家暴涨及死人之间的连锁关系。光绪《盐城县志》卷17：“崇祯十三、十四年，疫病大行，石麦二两，民饥死无算。”[35]康熙《嘉定县志》卷3：“崇祯十五年，(嘉定)春大疫，米石银二两，不数日石五两，麦二两，人皆食糠批，糠尽皆食鼓，鼓尽食榆皮草根，甚至将死之人，割其肉食之，复大疫。”[36]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疫疾流行与粮食涨价的现象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每当瘟疫大作，必定会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甚至是牲畜大量死亡，给农业耕作造成了巨大的劳动力损失。即便没有死亡的人口，但是出于恐惧，民众往往会背井离乡，离开疫区，上述两种情况都会造成疫区的大量耕地荒废，无人耕种，从而造成粮食的大量减产，一些投机商人就会乘机哄抬粮价，造成粮价上涨。
（三）沦为政治斗争工具
疫灾属于自然灾害的一种，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然现象，但由于自汉代以来的“天人感应”思想和“灾异天谴”说的广泛影响，灾害与社会政治就有了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灾害频发的明代，更是对明朝的政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在明代，“灾异天谴”说十分流行。因此，当严重的灾害危机发生后，明朝皇帝往往会采取下诏求言、赈灾、减膳、恤刑、祭神等的措施，试图以此减轻灾害的破坏性或者祈求避免灾害的再次发生。大臣们也很重视灾害，并利用这一特殊时机上疏言事以达到各种政治目的，或对皇帝提出建议，或对朝政提出批评，或对朝臣进行攻讦，或借灾害以自劾，涉及方面很多。如万历十八年发生了大疫，“大学士申时行等因灾异陈言，请上亟举三事：一日勤视朝以修圣政；二日教元子以重国本；三日恤刑狱以召和气。”[37]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这种情况下，疫灾就不仅仅是一场自然灾害了，而是成为了一种政治资源或政治斗争的工具，它被某些官员别有用心地利用，在灾害发生之后，一些平时不方便或无法说的话或做的事，在“天谴”的威权保护下，能够名正言顺地、大胆地说出来或做出来，故而为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五、各界对传染病的应对
（一）医学界的应对
明清这个两代是传染病的高发期，明代的许多医者亲眼目睹种种惨状，不断地探索疫病的救治方法。明代苏州人吴有性正是目睹了瘟疫肆虐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的现实，“当崇祯辛巳岁，南北直隶、山东、浙江大疫，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38]，他深感对于温热病症的病因病理、治疗方法等，必须深入研究，以适应临症之需要，所以他“推究病源，就所历验，著《瘟疫论》”[39]，创立了“决气学说”，对温病的病因学提出了精深的见解。他的学说开后来温病学派之先河，为我国的传染病的救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除了吴有性之外，众多医学工作者也在不断努力探索，经过几代医者的努力，形成了从一整套治疗体系。
首先是主动防疫。明代尤其是中后期，深受疫灾之苦，明代的医学工作者深有体会，在探索传染病的治疗手段过程中，他们不是消极被动地等待，而是积极、主动地探索防治疫病的各种方法。以天花的防治为例，明代的医家发现麻疹与天花如已患过者则不会再病，如明代万全《痘疹世医心得》中提到：“至于疹子则与痘疹相似，彼此传染，但发过不再作耳”[40]。后人深受启迪，尝试先发制邪，即增强人体抵御外邪得能力，从而能预防某种疾病的发生。名医李时珍《本草纲目》云：“初生小儿十三日，以本身剪下脐带烧灰，以乳汁调服，可免痘患。”[41]，李时珍还在《本草纲目》中海记载了用(白)水牛虱和粉作饼或烧灰和粥饭服下，可以预防天花的方法。
其次是消毒预防和切断传播。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天行疫瘟。取初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42]。李时珍的这种消毒的方法即蒸汽消毒法，类似于今天的高温消毒方法，对于杀灭各种病菌和传染病原体，有很大的功效，对明代中后期的疫灾救治，有很大的启发。
在同疫病斗争的实践过程中，明清卫生防疫设施得到显著发展。如明代北京城已普遍铺设下水道，其中宫廷下水道用青铜管或用巨石砌成，一般街道下水道则用砖砌成。李时珍《本草纲目》己载了运用抹墙、堵洞以及采用酒石灰等几种草药杀灭老鼠及蚊蝇的方法。这说明，明代的医家已经对传染病的病原和传播媒介有了一定的认识，他们认识到老鼠和苍蝇事传染病的传播媒介，认识到了只要消灭这些传播媒介，就可以防止传染病的传播，在此基础上，明代的医家要求市民注意饮食卫生和公共卫生。以上医家的诸多努力，对于预防疫病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二）官府的应对
疫病的迅速爆发和传染使人口大量流亡和减少，粮食价格上涨，社会动荡不安，这就是明清江淮地区瘟疫过后所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因此，瘟疫流行所引发的社会公共危机，必然引起上自官府下至民间社会的共同关注。
我们首先看看来自官府的救疫力量。在历史上，特别是宋元时期，国家曾对瘟疫的救治采取过较为积极的措施，如朝廷要求各地设立救济贫病的惠民药局，在大疫之年设置病坊收治病人等。不过，到了明代，国家政策开始逐渐转向消极，只有惠民药局的政策仍予继承。明中期以后更是普遍没落，渐由经常性药政机构演变成在灾难时才开启的公共卫生机构。尽管如此，我们也要看到，每当大疫来临时，地方官府往往从稳定社会的角度，自觉地将救疫纳入官府的职责范围。如嘉靖二十一年，礼部左侍郎孙承恩见“盛夏炎郁，散为疫疠，都城内外之民僵仆相继”，于是向嘉靖进言，“乞命大医院及顺天府惠民药局，依按方术预备药饵，于都民辐辏之处，招谕散给庶阽危贫困之人，得以有济虽有疠气不为灾矣，”嘉靖于是“令太医院差官顺天府措药物设法给惠”[43]。万历时期也时常有类似举动。史载：“大学士申时行等题：兹者天时亢阳，雨泽鲜少，沴气所感，疫病盛行，祖宗来设有惠民药局，皇祖世宗屡旨举行，乞敕礼部劄行太医院多发药材，精选医官分劄于京城内外给药病人，以广好生之德。[44]”
此外，官府对灾荒的救济实际上也是一种间接的疾疫救治行为。因为疫灾多和水旱蝗等多发灾害相伴生，水旱蝗灾害所引发的大规模饥荒，使得灾民食不果腹，体质严重下降，难以抵御高致病性病菌的侵袭，所谓“疫从饿起”即是。因而官府对灾民的赈济、施粥之类的救济措施，实际上成了官府救疫的基础。官府主要采取的就在包括赈济和施粥。首先是赈济，赈济几乎在每个灾荒年代都有，统治者固然是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但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安抚了流民。如嘉靖年间“上……再发京仓米四千石，内库制钱三百万文，以给贫民归费……”[45]，万历四十年“给事中韩元祜言：比岁畿辅旱荒，去年复遇大水，今流离载道，行路酸辛，又多苦疫疠，……或发帑金，或发廪米，布令所司招抚流移计口赈贷。[46]”其次是施粥。嘉靖四十年，荆州发生大疫“死者万余人”[47]，灾区的流民不断涌向京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四月“上命发米粥药饵给京师流民……言流民就食者，众群聚日久蒸为疫疠，宜于近京要委廉干官，约期分给使新来者得食，不必入京久住者藉资得还故土。[48]”以上的行动，在救助灾民、缓解灾情中起了积极作用。
事实上，每次大疫发生，都会造成大量人口的死亡，因亲人无力或害怕传染不愿埋葬，死尸经常无法得到掩埋，死者尸体常常是暴露在空气中，既与“入上为安”的传统思想相违背，同时而会滋生大量的病菌。官府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施药和赈济的同时，也注重对尸体的处理，主要的手段是通过出钱收殡来解决这个问题。如崇祯十六年“自春二月迄今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又出二万金下巡城御史收殡。[49]”这对于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起了积极作用。
（三）民间的应对
疫灾发生后，民间社会各界也会依靠自身力量，在能力范围内开展一些赈济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民间的赈济是官府救济的一种补充（如赠药和施粥），自然，民间救疫也有其自身特色。民间社会力量的直接或间接救疫活动，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临灾赈济。每当疫灾来临，受灾地区的地方士绅往往自发地或在官府的劝贩指导下展开救饥，以增强灾民体质，提高抵御疫病的能力，而一些地方士绅或是医者也会在这个时候施医赠药，尽量减少受灾所带来的人口损失。如崇祯十三、十四年，高邮“大饥疫灾并作”，举人胡长澄与明经孙宗彝及诸生秦凤至、杜凤征等募贩2万石，“身至被灾之家，计口授食，五日一给，所全活甚众”[50]。然而，就算士绅再如何努力，个人力量毕竟有限，对于整个受灾地区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其力量微薄，主要的救济力量还得靠官府。
二是祈神驱疫。这是疫灾给灾地人们精神和人文层面造成冲击的一种折射，是人们对疫灾来临的一种消极应对，是人文避灾减灾的重要内容。明代自然也不例外。以江淮地区为例，泰州每年的中元节就有放河灯的习俗，如果“有灾疫则高搭香台以祈祷，曰降台”[51]。而南京地区有送都天瘟神的例俗，“云每年出会一次，可去疫疠之患”[52]。事实上，不单单是民间举行这种活动而已，官府也会举行类似的活动，万历年间爆发瘟疫，阁臣沈一贯“题久旱酷热，诸谷焦枯，疫疠流行，乞敕府臣竭诚祈祷，并令张真人醮龙行雨。”[53]当然，这种求神驱疫的做法是迷信的做法，只能求得心理安慰，而在实际上对于疫灾的救助毫无意义。
从上述情况来看，医学界的反应明显要比官府和民众积极得多。对于医学工作者而言，他们作为医者，战斗在线，和患者的接触也是多的，对于疫疾的了解，远比官府和民众多。然而，医学界的工作并无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在当时的一个社会背景下，医学工作者的种种预防思想和措施并无法得到大规模的实践，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展开。而官府作为救灾的主导力量，表现却相当的消极，其只是对一种外部冲击所作出的反应而已，尽管某些地方官员表现得相当的积极，但毕竟只是少数。官府救灾只是为了稳固一下自己的统治而已，甚至在有的时候，疫灾的发生知识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已，其尽管能组织起大规模的救灾，但是其减灾的成效也是相当有限，否则疫灾的破坏后果也不会如此巨大，带来如此巨大的人口损失。官府的消极，也影响到了民众的心理。民众的反应更是消极，民众既是受害者，加上社会的动荡不安，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巫蛊迷信上，然而一点作用也没有。这个由“医学界——官府——民众”组织起来的应对机制，并不是平衡稳固的，而是不牢靠的，官府作为主力却不积极，医学界虽有心却力不从，加上民众的消极，其所生成的只能是一个软弱的应对机制。
六、余论
综上所述，明代中后期的传染病流行是何等的频繁。明代的传染病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流行区域广，破坏性大，要远胜于以往的朝代。然而，与以往历朝历代相比，尽管明代的传染病疫情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但是对于传染病的应对机制却一直停滞不前，甚至在萎缩。然而，情况毕竟是乐观的，因为社会各基层都不是消极应付，而是积极应对。本文并不是为了进行某种说教，也不是为了证明某种理论的可信，而只是希望从笔者掌握的资讯和感兴趣的论题出发，对明代中国疾病医疗史的相关情况做出一番描述，并借此机会做出相关检视。
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传统的医疗知识和医疗体系，及其相关的救助制度具有强大的普世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的传统医疗体系是如何保持它自身的独特性，甚至在西方医疗技术和体系相当发达的今天，它是如何继续在中国大地上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我们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然而，另外还有一个必须要直面的问题是，目前史学界对中国疾病医疗史尤其是身体史的探讨还是极为初步和薄弱的，有待深入和发掘的论题还在在多有，资料的搜集和利用，新研究方法的运用等等方面，也都亟待深入。但是，目前国内的史学界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不是很重视，甚至有的学者斥之为“旁门左道”。不过，作为现代史学发展的一个标志，同时也作为人文关怀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一例，疾病医疗史还是有其生命力的。虽然这个领域在以前一直是医学界的研究领域，而现代进入这个领域的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方法也大多是借鉴医学界的分析方法与概念，而且不管愿不愿意，国内的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现代西方同行的研究的影响。但长远来看，如何从我们自身所掌握的相关文献入手，从中真正发现自己的问题，并借鉴西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从而构建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这样史学才会得到长足发展。
对历史研究来说，若是想通过历史研究，来探讨社会和历史发展规律，从而达到预测未来，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对于我们来说，历史重要的可能并不是这些，而是传统说法所说的“镜鉴”的作用，即通过对医疗疾病史和社会医疗史的研究，努力呈现人类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的生活经验和生存方式，通过这些研究，对现代人提供一些教训和经验，促现代人的不断自我反省与调整，从而能够推动社会往更和谐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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