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认同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力

内容摘要：如果没有家乡，漂泊的你如何温暖那颗孤独的心？如果没有失去了家乡，我们又何来的乡愁？这一切，正如蜗牛放弃重重的壳，它如何生存一样。如果没有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你又将如何定义你的身份？我们在追问中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力的重要性，为中国人的共同情感来源找到源头活水。
关键词：身份认同 文化认同 文化的根 家族
一个有历史的民族是厚重的，它的过去以文化为载体，透露出时间的光辉与伤痕；同样地，它的过去也给予现在与未来重压。中国传统文化即具有这样的性质：厚重。因为它的厚重，我们对过去引以为豪，始终用历史的眼光向别人彪炳我们过去的荣光。站在现在的十字路口，我们不断张望过去，藕断丝连地渴望传统赋予现代的新意，从中建立起我们的民族认同感，文化认同感，在现代的科技时代中，找到自我的认同感，为孤独的心灵找到栖居之地。这一切都得力于一个因素，传统的中国文化的凝聚力。然而，正如文化的双面性，我们受益于传统文化的凝聚力的同时，又会质疑我们拖着这么厚重的文化能否在全球化的竞争中保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故而，我大胆假设如果蜗牛没有重重的壳，失去了传统文化赋予我们的凝聚力，庞大的中国人将何去何从？
一.你如何定义自己
60年代，身份与认同作为文化批评的概念出场，在现代和后现代的理论浪潮影响下，在对于人自身存在的解构下，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份产生怀疑。当我站在不同的角度思考时，我自己的身份无疑是多元的、不确定性的。具有多重身份的现代人，无疑不在新的文化冲击下，适应着自己的多重新身份，但重点在于我们要如何适应自己的新身份？
认同感是我们每个人能够与自己和别人愉悦交流的前提，在大文化的背景下找寻到自我的身份，这个词语无疑重要的。认同只有在另外的一个“他者”的对照关系中才能存在，更关键的是，“他者”也是由“我的观点”建构出来的。因而，具有强大的文化凝聚力的民族，它的人民身上的文化烙印会更加鲜明，在自我找寻的过程中，对于自身的身份能更加产生认同感。
无疑地，中国传统文化则具有这种强大的凝聚力。当我们询问“我是谁？”换种方式，我们是在追寻“我们认同什么？”在经济快速交流的时代，大部分的人都有一个“原乡”与另一个“异乡”，他们生活在异乡，“当现实地理上的中国被隔绝之后，人们在有关中国的印象中透过想象构建各自内在的中国，来寄托他们的文化乡愁。”[1]试问，没有春节的团圆，他们如何在孤独的异乡获得心灵的慰藉；没有饺子月饼的食物，他们如何认识到自身归属于中华民族；没有那首《静夜思》，他们怎么会望月解相思；没有中国传统的仁孝悌义，他们如何在家庭与组织中找到自己的归属……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凝聚力，过去的五千年，是厚重的，是你无论怎样双手食指数，都会数乱的时间，但这也正是它的千年厚重：远方的你，在格格不入的异乡，孤独漂泊，只要遥望一轮明月，听到一句汉语，吃到一口月饼，都会落泪。这只因为你认同，你就是属于中华民族。而这样的认同感，让远游的人寄托一种文化乡愁，让中国人的心灵有一个共同的家。
如果蜗牛没有重重的壳，那些没有被历史积淀与传承的轻薄的文化，要如何在我们的想象中构建认同，要如何在我们空洞的心灵上画上温情的暖色？
二.他属于谁
白先勇先生的《台北人》刻画的不是台北人，相反他们是身处异乡的客人，那里面没有政治的勾心斗角，有的只是永遠活在自己的想象中的过去时光里的可怜人。家不在这头，故事不在这头，时光也静止在过去，可是生命在相思的追忆里苍老了容颜，无法落叶归根。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一种温柔敦厚的软化与牵绊你心灵的内在力量。它强调一种众人的欢乐与个人的使命，那是只有在众乐乐中才会获得的心灵愉悦，那是只有在个人使命的责任中才能实现的个人价值。
中国有两座故宫：一座是北京故宫，一座是台北故宫。如果说北京故宫只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一个珍贵文物的博物馆，那么台北故宫存在的内涵则更为复杂。北京故宫的建筑不需要人们去认同，我们就会说，这就是古代中国建筑的代表，这一方面来源于它本身的历史性，另一方面是毫无违和感的传统文化感的延伸。初次见到台北故宫的建筑的时候，我会按图索骥，原来这就是设计者黄宝瑜精心设计地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建筑的故宫：俯瞰建筑群，以中国汉字“器”为形体，规划整齐；丝绸般黄色琉璃瓦的墙面与绿色的瓦檐交相辉映，营造出一种古意。但事实上，我立身于台北故宫前，总觉得它的意味是被刻意为之，营造出来的。了解台北故宫的历史，我能够理解这座建筑或者说博物馆这样建造的历史意义。台北故宫中大量代表着中国古代文化顶峰的艺术品被安放在一个与自己的过去无关的城市，但因为有他们，对于政客而言，有了一种文化的名正言顺；对于平凡的异乡台北人而言，那是灵魂与精神安放的地方。我们可以生活在地方，但必须要有根，我们不是漂泊的浮萍，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落叶归根的思想影响，这种观念是中国人心灵的一种寄托。
时至今日，离家的那批人或许年至耄耋，白发苍苍，或许早已融为泥土的一部分。对于放置在台北故宫的中华文物而言，它们的欣赏者，早已换了一批又一批，于新一代的台湾人（台湾的大陆人的后代）而言，这些中华文物的存在无疑不在为他们的过去提供一个证明，证明自己的自身，我的祖辈们的过去属于这个民族。不同于过去，此刻台北故宫不再是证明一种政权的合法性，只在证明文化的价值。
现代人习惯了西方理性主义所宣扬的批判，而批判的角度与内容却又浮于表面。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在这样一种批判中被重新表演，被重新获得认识。殊不知，对于传统的中国文化而言，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要在中国的这片土地，只要用中国的文字，只要了解中国的历史，这种文化的心理就会与你产生共鸣，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传承定型下来的一种感觉，这样的一种感觉只要是中国人，在你的心灵需要一种身份认定时候，你就会知道，你是属于这个民族的一份子。
如果蜗牛放弃重壳，即使它跑得再快，在时间的前头，它还是不断的重拾、不断地向后瞻望那个被自己遗忘的属于身体的物体与感觉。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即使他们在地理上与中国隔绝，在政治经济的形式上有千姿百态的差异，但文化依旧是在内在将我们融合，给予我们一个共同的沟通点。
三.家：心灵栖息之地
现代社会匆匆忙忙，我们用所有的热情去竞争，去享受荣誉，去感受物质生活的繁华，但当午夜来临，黎明将近时，孤独寂寞、迷惘失落的情绪总会油然而生，或者伴随着无声的思考纠缠着我们的心灵，或者在一座城市的忙碌声中被我们遗忘。这是失去田园牧歌生活的我们必然的心理，这也是我们理性追求科学之后，心灵的美好消失的必然结果。在这份孤独中，我们追问自己的来去，不是为了探求一个明了的结果，只是要把自己的心安放在一潭悠长悠长的活水中浸润，我们需要这个过程，给我们一个继续存在的心灵栖地。无疑，中国传统文化正是这一泓悠长悠长的活水，时间性与空间性的无限延展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
在时间的推移中，中国家族的形态在发展着巨变。传统的家族一般以地域作为地理上泾渭分明的间隔线，然后在不断与别的家族进行通婚的基础上保证人丁的兴旺，保证家族的势力的永固。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之下，他们的家族成为一方显赫的地方望族象征。[2]在此，他们建祠堂、修家谱，用祖先传下来的家规家训教育年轻的一代，延续着一个姓氏的生命。陈寅恪所谓：“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3]这里的学业不仅只是一种知识，还有一个家族的处世哲学。这是古代中国人的一种事业观、伦理观、生命观；所谓考取功名要光宗耀祖，一荣俱荣一辱俱辱，乃至为后世子孙开太平。这是生命在现世的延续，这是一种普通人在历史永恒中被铭记的方式。自汉以来，豪门氏族便已有之；直至宋朝在文章让门第显赫与朱熹家族伦理思想的影响下，更多的新兴家族找寻到自己的生存之态。在这种家族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的家是一个巨大的概念，所以中国人很少会思考自身如何，更多的是家族如何，这种责任意识与他人紧密联系的意识，也变成了中国人心灵依靠之处。
20世纪的中国思想巨变，传统的家族形态因为战火遭到毁灭的打击，人们迁徙流亡，地域家族与自己漸渐割裂开来；21世纪随着中国与的紧密沟通，经济大发展，人们个人的思想独立，不再拘泥于一个地域，家族的意识也更加淡薄。追寻家的足迹，也成为我们为自己的心灵找寻一个栖息之所。学生在外求学会建立老乡群，国外华人会建立华人宗亲圈，这些都是传统的家族、乡族的新兴形态。在这个广阔的空间中，能否有一隅之地让我们的心灵是惬意与安详的，那就是家。即使现在的家与过去的家族有着巨大的不同，但对于中国人而言，这种文化留下来的一种意味是不变的，是根深蒂固的，是即使你再改变，也无法摆脱的。
如果放弃重壳的蜗牛走得飞快，那它的心灵是孤独，中国人的心灵是漂泊的。我们一直都渴望传统文化的滋润，为我们发白的记忆图上祖先的色彩，为我们的生存找到一个安逸停靠之处——那便是家。
每一代人走过的时间都是值得被尊敬的，在岁月累积的传统的中国文化里，糟粕随着时间被剥落，那些留存的文化代表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精神的寄托。中国传统文化用她独特的凝聚力，或者说这是一种情感的记忆，心灵的共鸣，为继续向前的我们找到自己的认同、安置一个家。
参考文献
[1]柯思仁《文学批评关键词：概念·理论·中文文本解读》，新加坡：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联合出版，2008年
[2]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3]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P12
（作者介绍：马倩倩，西南大学文学院学生）

来源：文学教育 2017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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