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户籍改革必然要进行利益关系的调整--万方论文查重样例，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有责任为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所有的公民提供公平的制度安排，创造让所有人公平发挥其潜能的制度环境。从道理上讲，改革不合理的户籍制度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但城市政府在户籍改革方面的确面临两难选择。
首先，城市发展所面对的是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形成的交互式系统，其目标是实现人口系统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的相互协调。在一定的资源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状态下，客观上存在与特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相对应的人口承载力的合理范围，并由此决定了人口发展的调整空间。以北京为例，在可用于城乡建设的2400平方公里土地上，按半年以上常住人口口径，到2010年的合理人口规模以总量在1600万为妥，其满意度约为70％①。而实际上，在户籍限制未放开的情况下，这一规模已经被突破。
不仅是北京、上海、广州，我国许多城市的人El规划都经历了控制目标一再被突破，一次又一次重复着“规划不如变化快”的结局。倘若放开户籍限制，人口的不断扩容必然导致风险加剧和城市系统脆弱性增加。
其次，从近年来城市人口总体规模变动趋势看，外来人口已经成为影响大城市人1：3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外来人口流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由于外来人口以处于劳动年龄的年轻人口为主，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的老龄化进程，为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使人口管理的压力和形势更为严峻，加重了原本紧张的基础设施和资源环境压力。
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和经济转型，特别是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了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外来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不再是简单的“拾遗补缺”关系，相互的“替代”或“竞争”逐渐激烈，大量外来劳动力流人导致就业特别是非正规就业领域竞争加剧，对本地人口的既得利益产生一定冲击。
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在户籍改革方面采取的是向高质量的劳动力和投资者开放城市户口，而对低素质劳动力仍然实行较为严格的流迁限制。迄今为止，不管是大城市还是中等城市，在城市发展方面始终将户籍作为一种控制性的工具手段，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对于城市政府来讲，大幅度降低户籍门槛导致的人口流入，或者给流动人口以的市民待遇，不仅意味着必须有巨大的公共财政支出，也意味着在财政收支政策、社会管理制度、地区间政策协调等方面的巨大改变。
这将是一个宏大、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如果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力上不能合理分担的话，这种尝试带来的社会压力以及示范性政策对城市的反作用可能不是多数城市所能承受的。冈此，地方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措施，更多地是差别化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也更多地与户籍相联系。
以社会保障政策为例，现在发达地区的政府制定的社保政策，在国家不承担“全国统筹”义务的条件下，必然是有利于本地利益集团的①。户籍制度改革的大风险，来自多年社会二元结构所形成的城乡之间巨大的经济利益落差，这必然牵涉到既得利益的再分配，也是对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和能力的严峻考验。
也就是说，城市户籍改革必然要进行利益关系的调整，在城市居民利益和流动人口权益之间很难实现帕累托优。城市户籍改革的基本要求是逐步缩小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福利差距，实现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管理的平稳对接，在这个过程中必须为流动人口获得市民待遇提供一个合理途径。
流动人口能否获得市民待遇融入城市生活，在多大程度上融人城市生活，不仅关系到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是否受到保护，还直接影响到中国城市化的水平和质量。就目前的城市户籍制度改革进展情况来看，还未能形成比较明朗的将流动人口融人城市社会的制度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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